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停止连载他翻译的《佳人奇遇》。1898年10月，年轻改良派梁启超搭乘一艘开往广岛的日本军舰。舰长给他一部题为《佳人之奇遇》的书（1885-1897，共八册），这是柴四郎（1852-1922）创作，十年前风靡日本的政治小说。梁启超兴奋不已，据说在船上就开始着手翻译。梁启超与流亡在外的同侪合力完成第一册译本，题为《佳人奇遇》。译作于数月后刊登于《清议报》创刊号。《清议报》是梁启超流亡期间在橫滨创办的中文刊物，每期都连载《佳人奇遇》，然而1900年2月10日出版的第三十五期，小说突然中止连载。梁启超的翻译被公认是最早将非西方现代小说翻译成中文的尝试。他翻译的迅速令人惊叹，同时促使我们探问，语言跨界如何得以比身体的迁移更为快速？梁启超离开中国时对日语一定还不熟练，但《佳人之奇遇》的语言，显示出数世纪以来东亚境内文化交流的程度。这些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文学传统跨越了国境，早已为这位中国译者准备好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路径。小说原文的训文体很独特。训文体是以日语读音和文法来阅读文言文。文言文对日语的训文体（包括词汇、文法和修辞）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梁启超发现他早已具备的语文知识不仅必要，更足以协助他理解日文原文。他推断所有的日语文句都是一种对应着文言文的语言形态。阅读时只需按照既定语言规则，将日语的训读还原为“原本”的中文语句即可。这个想法或许听起来诡异，但事实上成了一种大受欢迎的阅读指导。梁启超等人按照这个想法编撰了《和文汉读法》（约1900）。题目不引人注意也难。梁启超侥幸逃脱慈禧太后（1835-1908）对百日维新的镇压，这场1898年发起的维新运动是在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后展开，改革的主干正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1858-1927）。《佳人奇遇》的四个主角自视为“亡朝之孤臣”，对此梁启超必定心有所感。《佳人奇遇》写的是来自日本、中国、西班牙与爱尔兰的男女豪杰，因缘际会下在美国费城相遇，进而结盟以抵抗压迫各自国家之政权。日本豪杰名东海散士，心系在戊辰战争（1868-1869）期间因反对明治政府而遭废除的故乡会津藩。中国角色范卿立志反清复明，恢复正朔并改革国家。西班牙女英雄幽兰，是卡洛斯党的保皇派。爱尔兰女士红莲反抗的则是不列颠殖民者。小说编织了不同身世背景，塑造出反抗威权的历史人物。四人形象各异，令人联想到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阿拉比（Ahmed Orabi）以及帕内尔（Fanny Parnell）等人。柴四郎以奔驰的想像力，赋予了这些或虛构、或有所本的各式人物一个统一的身份：他们是文化楷模。作为文化楷模，他们落实了文学的高雅，体现了传统的价值，更致力将主观的美学与道德思维，转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方案，借此让祖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然而面对敌人，这种团结景象只存在“奇遇”中，既创造出乌托邦情怀、也创造出了一种未竟的悬念。而这恰恰是小说独特魅力的所在。小说人物和叙事者征引诸多汉文典籍，透过旧体诗词以及儒家的传统美德，凸显他们的现代道德政治情感。主角们在整部小说里吟诵了不止四十首汉诗。他们的诗歌创作贴近中国的抒情传统，打造出紧密的跨国情感联系。在福吉谷（Valley Forge）所摆设的筵席上，爱尔兰女杰以曹植的诗作传达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而中日两国志士则一字不差地合诵了《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纪念他们偶然的相遇。东海散人是这次乌托邦式的诗歌雅集召集人。他引用的是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谢的文字模拟了三国时期某次在邺城举办的诗人集会。假如谢灵运的模拟是对两个多世纪前诗歌黃金时代的眷恋与想像，为古典诗歌传统正典做出了贡献。那么柴四郎的叙事拟谢灵运之“拟”，则重新表现和传递了这样一个诗歌传统，带来跨世纪跨文化的传承。《佳人奇遇》里有密集的汉文典故和怪异无根的语言。在夏志清看来，或许“按照现代标准它不值一读”，必须有点传统文学的涵养才能欣赏这部作品。但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具有这种阅读水平的读者比比皆是，梁启超本人也属于那种博学多闻的读者。他的翻译将原作转化成文言散文，添加了更多与原文呼应的典故，更逐字转化了大多数的汉诗，这进一步提升了语体感觉。这些作为表明译者希望他的中国读者也成为跨国阅读群众之一。梁启超在小说连载期间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将中国人物范卿撤出关键的福吉谷诗酒雅集，删去他的抒情腔调，使他的身份变得模糊。他的改写缘于他不赞成原作将忠于明朝的遗民作为现代中国人民的典范。尽管如此，这个改写并不会让人质疑这个中国人物及其他主角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价值。接下来的几年里，梁启超小说创作的使命之一就是追求现代中国民族英雄的文化身份。中日各自的文学认同是在跨越国境的漫长交流中，逐渐形成。梁启超则是处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独特翻译个案。它们这种独特的翻译关系有另外一面，即梁启超的译文并未将柴四郎的作品译介到双方的精英读者群之外。就算柴四郎的作品被介绍到更广阔的世界文学场域中，其译本仍然只处于角落地位。正如主角们的诗歌交流，只在福吉谷这样一个鲜有人迹之处才有意义。在小说中，男女豪杰为普世情怀而奋斗，试图将他们的文化价值转译为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新世界秩序。随着故事展开，主角们散处全球各地，各自孤军奋战。福吉谷之筵只是一种怀旧式的回忆。在一次困厄里，有人说服东海散士放弃自己原本的雄心壮志，成为日本政府官员。尽管他内心仍保有传统价值，此时却想要透过参与国内政治，实现这些价值；一旦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巩固后，这些价值的意义才能得到证明。从此，小说专注于东海散士的政治事业，原本的多条情节叙事也转为单一线性发展。地缘政治的实践取代了悬而未決、激发人心的想像，故事因此变得沉闷。读者需要强大的耐心才能面对柴四郎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章节，连载的戛然中止或许与此有关。梁启超正是在原作戏剧性的转折点之后不久，决定终止连载。梁启超不继续连载的决定与小说最初的美学和道德意义一样直接了当，毫不含糊。不过，中断连载让梁启超能在柴四郎束手之处有所开展。在此后多年流亡海外期间，梁启超透过他的文学理念，特别是对“新小说”的提倡，持续参与中国社会政治改革。他的文学事业在1902年创办《新小说》时达到高峰，而以他自身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小说连载于1902至1903年的《新小说》。启发梁启超灵感的是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88年出版的《回顾：2000-1887》，1891年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发表第一个中译本《回头看纪略》。《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就是关于未来的想像，新中国正在庆祝50周年大典，向全世界的代表们展示工业和文化的繁荣。小说中，国家建设与发展归功于两个留学欧洲的豪杰。其中一人支持君主立宪制，另一人则主张共和革命。梁启超的故事投入了同样多的篇幅，分别演绎他们关于国家现代化可能道路的理想辩论，同时也运用传统的抒情方式调和两人戏剧性的情绪连结。在他们从欧洲返国途中，两豪杰对俄国夺取战略要地山海关一事，感到无比愤慨。为了发泄情绪，他们以“贺新郎”的调子填了一阙词并题之于墙壁，他们的诗词交流延伸到其他角色。有人就在他们的题壁词右边填了同样曲调的应和词作。小说中还有另一位豪杰以钢琴伴奏吟唱拜伦的诗句。这些诗句先以英语原文引出，汉译随之出现。按照作者自注所言，这便是“以中国调译外国意”。拜伦对古希腊文明衰落的哀悼触动了豪杰的心弦。在带着古典气息的翻译中，他们吟诵的腔调回荡着中国抒情精神，连结起彼此的情感。小说中豪杰的抱负因此有了文化底蕴，现代英雄也因此体现出传统的价值。由此看来，他们所创建的未来国家丝毫没有复制20世纪初现代性的特征。根据一篇《新中国未来记》的出版广告，这个想像中的新中国将会领导没有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古代儒家大同的理想在现代小说设想的中国未来再现。然而《新中国未来记》未能完成，故事开始却没有结尾。现存的前5回像整部作品的骨干，连接起过去与未来，描绘时代错乱的景象。小说中，未来的豪杰因抒情传统而团结，未来的社会以旧有理念而命名。《新中国未来记》的人物能够在《佳人奇遇》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两部作品中的角色展现了相同的传统文化价值，并以这些价值为基础，去想像预测未来。假如日本作家柴四郎继续讲述乌托邦的未来，将英雄豪杰变成一名国家官员，那么没有翻译《佳人奇遇》后半的梁启超可能会写出《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部分。小说的中间篇章一片空白，不妨看成是一种以抒情手法表达激进的未来。这个未来根植于古代的声音与理想，永远不可能在线性时间观中找到它自己。“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在他著名的《新小说》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如此说道。《新中国未来记》里的英雄团结是一个寓言，寄托着作者的期望。梁启超透过“新小说”以美学表达出他心目中政治改革以及创立新社会的理想。那是一种文化典范，对于想像中的现代社会表示认同。从法理上说，那些文化价值任何人都能够透过教化而得之。从事实层面看，其“普遍性”存在于整个前现代的东亚各地。但假如书中那些文化价值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并无特别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梁启超小说所要表达的新社会之特征呢？他所倡议和实践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并列阅读《佳人奇遇》未竟的翻译以及梁启超的“新小说”论述，读者立刻会注意到国族与文化归属的盘根错节。这些议题将会持续纠缠其后的中国小说。桥本悟（Satoru Hashimoto）撰，张治译1922年3月，《学衡》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哈佛学者白璧德的文章。1922年3月，《学衡》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哈佛学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的文章。直到1933年终刊为止，《学衡》总共发表了八篇关于白璧德的文章，其中四篇是著作的翻译，包括他1921年在波士顿中国学生年会上的演说，以及他的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和《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中的章节。其余文章则是对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的一般性介绍，其中一篇作者是白壁德在哈佛的学生梅光迪（1890-1945），另一篇（译文）作者是法国作家马西尔（Louis J. A. Mercier， 1880-1953）。Babbit得到了一个中文名字“白璧德”，此类情事在中国漫长的跨文化交流史上经常发生。尽管白璧德从未到过中国，他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流行文化符号。1920年代初，当反传统主义者攻击儒家传统，特别是古代文言时，《学衡》编辑把白璧德塑造成一个古典学问的坚定支持者。论争白热化时，白璧德和另一位美国学者杜威（John Dewey，1859-1962）成了对比，后者曾应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1859-1962）的邀请，于1919至1921年间实地造访中国。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当文学论争的焦点从语言改革转向支持共产主义革命时，白璧德被拿来批评文学的政治化。他的新人文主义再一次得到了强调，这次他被呈现为极力反对把文学变成阶级斗争政治武器的文学理论家。在这两个例子里，白璧德的中国追随者都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观点。白璧德出生于俄亥俄州的代顿（Dayton），为1910-1930年代美国新人文主义的领袖之一。白璧德与摩尔（Paul Elmer More，1864-1937）、佛斯特（Norman Foerster，1887-1912）和舍曼（Stuart Pratt Sherman，1881-1926）有志一同。他认为美国新兴的财阀统治和物质主义摧毀了从古至今的人文价值，而对它们发起了思想抗争。白璧德尤其反对美国大学课程的改变，如选课制、职业教育和服务理念之类。白璧德的专长是古希腊哲学、法国文学和佛教，他在哈佛大学教了几十年的书，影响了许多学生的观点。然而，由于他反对大众社会、大众民主和实用科学主义的立场鲜明，当美国的都市化和工业化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美国文化场域的边缘。尽管白璧德生不逢时，却给他在美国的追随者提供了现代性的另类视野。快速工业化是美国现代时期的象征，对此他颇有批判。虽然白璧德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却很敏锐地指出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乱局，终将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白璧德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英国博雅教育的传统为榜样，宣称古典研究、哲学和文学必须成为“执政者教育”的基础，以抵抗工业化时代的教育趋势。他支持杰佛逊式的“贵族民主”（aristocratic democracy），视其为美国政府的典范，想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给他眼中任意胡为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因为白璧德的中国追随者只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却没有领会他新人文主义的社会经济意义。例如，《学衡》的主编吴宓（1894-1978）是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关键人物，但他对他老师提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博雅教育的动机却知之甚微。吴宓的日记和自传表明他和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生活在美国社会外缘。他将大部分的时间贡献给中国学术，祖国的时事比起美国的时事更让他感兴趣。他对白璧德的新文人主义的理解，便自限于狭隘且学究气息浓厚的美学观点。他熟知他老师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关于希腊文学、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思想和佛教的研究。但是他不了解他老师全力以赴的教育论争，也不清楚这场教育论争的社会经济脉络。虽然吴宓所知有限，但他却因为两个原因而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所吸引。一个原因是它有力地反驳了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这场运动攻击了儒教，认为它是帝制时期（公元前206-公元1911）支撑威权主义、等级制度和精英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在1920年代白话文写作论争的脉络中，新人文主义为吴宓提供了依据，让他以文言和高雅诗歌形式为基础，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连结起来。更有利的是，新人文主义是来自美国这样一个先进工业国的思想学派，美国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好处和它所造成的伤害。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吴宓对白璧德形象的塑造。在胡先骕（1894-1968）翻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1922年3月）一文的编者按语里，吴宓特意将白璧德和1920年代的中国联系起来。首先他强调白璧德虽然不懂中文，却很了解中国最近的发展。其次，他指出白璧德是美国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与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社会视野迥然不同。其他西方思想家强调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好处，白璧德却关注宗教与道德在塑造个人精神生活上的作用。其他西方思想家把现代欧洲看作人类发展的顶峰，白璧德却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的学问整合起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协助抵抗反传统主义。此外，它还让中国在全球现代性话语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因此吸引了吴宓。白璧德试图从欧洲、印度和中国汲取资源，来清晰地表达某种全球文化。按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他确实是“跨文化”的人物。在《学衡》杂志的文章里，白璧德的全球主义不断得到彰显。前文提及吴宓在给胡先骕译文写的编者按语中告诉读者，从白璧德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东方的释迦牟尼和孔子，他们的教道，具有同一性。吴宓1925年翻译的白璧德《民主与领袖》一书的第五章《欧洲与亚洲》中，白璧德的全球主义再次现身。在这一章中，白璧德比较了四位思想家：拿撒勒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雅典的亚里斯多德和中国的孔子。他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首先在宗教层面上比较了耶稣和释迦牟尼，然后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比较了亚里斯多德和孔子。白璧德展示了世界各地学术上的同一性，他希望所有的现代人都向亚洲的“精神文明”学习，以对抗欧美快速发展的物质主义。当然，吴宓的白璧德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对一战结束后的工业化和科学主义的“保守批判”。但是在吴宓的呈现中，白璧德来自飞速发展的工业国家，而且又是一位心中有特定目标的思想家，认为东方哲学构成21世纪的精神基础。他眼中的白璧德不仅仅反对工业化与科学主义这两大现代世界支柱，更是中国另类现代性的支持者，而这种现代性将东方文化的成分含括在现代化过程之中。1927年，就在吴宓讨论全球化的白璧德文章发表两年后，梁实秋（1903-1987）展现出白璧德的另一副形象。梁实秋是白璧德以前在哈佛的学生，他跟鲁迅（1881-1936）就作家是否应该写革命文学发生过论争。从1927年起到1936年止，这场论争断断续续延烧了九年，时间上跟鲁迅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1936）有所重叠。鲁迅将苏联文艺理论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指出为艺术而艺术并不存在。在鲁迅眼里，所有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作品都表现出阶级差异，也因此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梁实秋则支持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学有超越政治的内在价值。双方论争集中关注三个问题：文学是否反映了阶级差异，文学（特别是诗歌）是否表达人类精神，以及党国体制是否能够用文学政策来控制文学生产。在思辨这三个论题时，梁实秋所依据的正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吴宓类似，他也把美国学者Babbit变成了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洞见的中国专家白璧德。为了反驳鲁迅的论述，梁实秋指出鲁迅在批评白璧德支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完全误解了白璧德。对梁实秋来说，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范围要比他的美学理论来得更为宽广。一方面，新人文主义汲取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和19世纪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新人文主义提供了另类现代性的视野，用人类对道德正义和精神觉醒的渴望，制衡人们对物质进步的追求。因而，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反对物质主义、民粹主义、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综合思想体系，而苏俄恰恰是建立在这几种主义的基础之上。梁实秋援引白璧德对待现代化的稳健之道，来批评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支持。在梁实秋看来，“革命文学”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由于其原创性和创造性，本来就是革命的。对梁实秋来说，鲁迅把革命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作家，结果起到了反作用。梁实秋认为，鲁迅不去鼓励文学的创造性，实际上限制了作家从事文学实验的自由。梁实秋指出，这么做的结果是作家不再有能力去表达生活的复杂性；相反，他们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梁实秋的论述影响深远。就梁实秋而言，白璧德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如下观点：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当作一个独特的人，有他或她的尊严、个性和人格。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白璧德都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严肃对待人类世界的错综复杂。与吴宓的白璧德类似，梁实秋的白璧德也不是Irving Babbit。梁实秋理解的白璧德一部分来自他个人对白璧德作品选择性的阅读，一部分来自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白璧德在1920年代反对白话文运动，而到了1930年代则转而反对革命文学的创作。在这两种情况下，白璧德都象征了另一条现代化中国语言和文学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的过去被认证对待。1940-1942年，周立波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开设“西方文学大师名著选读”系列讲座。1939年12月，经过暴风雪中的漫长旅程，周立波（1908-1979）抵达战时共产党主要革命根据地延安。他以小说家和批评家的身份，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编译处处长和文学系教员，当时他才过而立之年，连延安居民都知道他是一位俄国文学翻译家。周立波曾经卷入反国民党政府的街头集会，并因其激进行为而入狱服刑，是上海知名的抗议活动领导人。他的笔名立波源自于英文“liberation”（解放），恰能表明他投身民族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决心。1940到1942年间，周立波在鲁艺开设“西方文学大师名著选读”系列讲座。阅读书单有俄国社会主义作家高尔基（Maksim Gorky， 1868-1936）和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ev， 1901-1956）的小说，也有沙俄作家，如普希金（Alexandr Pushkin， 1799-1837）、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果戈里（Nikolai Gogol， 1809-1852）和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等的作品。欧洲文学名家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巴尔扎克（Honor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和梅里美（Prosper M1908-1989）在成立宣言中宣示学院的使命是在国家的反帝和独立运动中发挥作用。周扬以批判性思考为指导原则，鼓励学员们不要对新社会的黑暗面视而不见，革命艺术家们应当批判和改正社会弊病，在思想上保持独立性，保留批评的权利。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在著作中提到延安的教育如何孕育了国际主义精神：一般士兵努力跟进西班牙内战的消息，并力图了解它和其他地方反法西斯斗争的关系；农民们也知晓关于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和德意联军入侵西班牙的基本资讯。鲁艺构成了阿普特（David Apter， 1924-2010）和赛什（Tony Saich， 1953-）所谓的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即某种具有戏剧性意味的公共区域。在这一空间中，战士和知识分子一起熟读文本，阐释各自的体会，表达他们的情感，以此锻造相互之间的意识形态纽带。从这一环境中发展出一种名为“启发”的方法，和传统以死记硬背为主、提出一些问题然后给予标准答案的简单方法大相径庭。启发式教学法是从归纳导向演绎而进行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部分至整体。周立波的讲座笔记于1984年出版，体现了其教授西方文学经典的方法。由于生平是根植于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动态中，因此他不仅从作者的生平背景入手，更重要的是借由详细检视作品所处的社会历史着手诠释作品。由于缺乏参考书籍，周立波借由引用文学大师的言论和评述阐释文本，在文本、作家和评论著作间建立起饶富成效的联系。他也频繁地引用中国作家的言论，尤其是鲁迅（1881-1936），以及传统文学经典中典雅、诗意的篇章。他的概括和结论是沉浸于对文本的持续性阐释而得出。周立波的讲座将西方文学带入革命时期的中国，是培训作家和艺术家的革命文化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课堂大大促进了中国革命者对于西方作家的认识；这些西方作家被标榜为创意源泉、寻求政治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作家。周立波在讲座中将人文主义话语和革命艺术理论相互交织，尽管诸如“人性”“个人主义”和“爱情”等观念，尔后被当权者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批评，但他终究确认了小说作为媒介进行现代政治变革的两个层面。首先，他聚焦于浪漫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理解生活及其在小说中的再现这一关键问题。其次，他探讨小说在推动历史变革和大众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他在司汤达尔、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了人性，并阐述了浪漫个体情感结构的广泛。爱情升级为革命激情；这些作家及其笔下人物强烈的浪漫想像力，推动着他们全心、甚至堂吉诃德式地投入革命运动。从概述司汤达尔的生平开始，周立波展示其如何深刻涉入拿破仑战争以及席卷全欧的世界性政治和社会动乱中。尽管司汤达尔认为对女性的浪漫之爱是其首要的激情，并在自己的墓碑铭刻了他曾爱过的六位女性的名字。但广义而言，他所描绘的爱是一种冒险且富于挑战性的经验，这与他所处历史时代的动乱有某种契合。随着他的爱转变为激情，激情由此成为一种力量的美学，赋予革命男女力量。司汤达尔作品中的爱，绝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异性之爱，而是一种情感和同情心的扩展，是一种崇高的激情，只有通过给予他人幸福才能实现；它是亲密的、向善的、利他的。周立波解读欧洲和俄国小说时，发现小说的审美力量因乌托邦想像和历史现实间的张力而凸显。这一观点预示着当时尚处于实验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到来。这种新的小说，根据想像中的未来而对现实进行详细的观照描写，是一种注入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在司汤达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周立波发掘了一种将社会中的人置于自然历史当中的小说理论。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不断变异的社会风俗和习惯密不可分，他们是特定时代和空间的社会产物。在此特征下，小说家们借由详尽的细节描绘，卓有成效地呈现了城市风貌的多种复杂性。现实主义的这一面，由传奇性的、浪漫主义的投射得以补充。尽管喜欢夸张和想像，但司汤达尔成功地将那些激动人心、不同凡响之物，编织进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将通俗剧惯有的母题，如激情、嫉妒、权力、女人、性和谋杀，融入现实主义的描述，从而将作品转化为虚构与现实相互冲突的熔炉。相较于浪漫个人主义和通俗剧的诠释，更重要的是周立波将欧洲小说解读为历史小说。深受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威佛利系列小说（Waverley Novels）的影响，司汤达尔的作品从幻想式的、浪漫主义的描写，拓展为历史性的、史诗性的叙述，标志着创造艺术和创造历史二者的统一。周立波将司汤达尔与巴尔扎克小说中体现的敏锐历史变革意识相联系，并将后者视为现实主义的辉煌胜利。巴尔扎克的小说反映了法国作家对法国大革命后，1816至1848年间历史转型的某种倾向性立场。这一动荡不安的时代，见证了贵族式的旧体制在新兴资产阶级压力下无可挽回的衰败。尽管巴尔扎克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席卷整个旧阶层的社会剧变。幻想与现实、想像与史诗交织于他的小说中，这些作品将诗性与俚俗、戏剧性场面与角色刻画融汇于一炉。中国革命艺术倡导这样的观点：艺术应当是革命变革的先道与新社会的催化剂。周立波的小说观点，与同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卢卡奇。在其中，受压迫的、寻求自由的人民形成革命阶级，组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以庶民身分号召认同、宣示主权。在国际上，南半球不同国家—民族的被压迫者，因为有志一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假如一国之内某个阶级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阶级就没有资格成为该国人民的一部分，因为它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以阶级为基础的世界民族—国家观念代表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将历史民族文化身分与无远弗届的共产国际纽带紧密结合。1952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宣布，丁玲和周立波荣获斯大林奖。1952年3月18日，《人民日报》自豪地宣布，中国作家丁玲（1904-1986）和周立波（1908-1979）荣获“斯大林奖”（State Stalin Prize）。得奖致辞中，丁玲强调得奖对于她本人乃至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意义：“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斯大林奖成立于1939年，旨在奖励苏联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者。1940年代末，该奖成为一个国际奖项，相当于社会主义世界的诺贝尔奖，是作家和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每年的遴选不仅着眼于近期出版的优秀作品，更注重奖掖富有创造性的新形式—尤其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关的作品—并推广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丁玲和周立波的认可，既确认了这两位作家的成就，也证实了中国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文学，已出色地运用莫斯科的文学规范，因而成为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一员。丁玲和周立波站在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潮流的浪尖风口。这股潮流把从柏林到北京、河内到华沙、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到平壤的读者和作家们整合为一体。两人获奖作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在描写中国土改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他们的虚构叙事里，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斗争以摆脱千年来的压迫和剥削。虚构几乎与现实同步，因为土改运动在各地农村里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作品中充满质朴俚语，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的微观世界。吊诡的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宣称地方性的一支，这两部作品却成了最具跨国色彩的文学典范。两部作品获得莫斯科评审青睐，部分源自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既定标准。1934年召开的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学创作的官方典范，1940年代末更遍及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了一种共同语言，一整套共享的文学主题、叙事模式、描摹公式和诗学，方便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文学交流。类似《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文化嫁接（transculturation）印记。所谓文化嫁接，就是通过改编和转写，将创造性文本引入本土语汇。这种亲缘关系绝非偶然。比如，周立波作为一位翻译家，曾将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 1905-1984）的《被开垦的处女地》（Podnyataya tselina）译成中文。这部备受赞誉的作品，描写了哥萨克村庄集体化的过程。周立波在翻译过程中也学习到写作技巧。后人指责周立波剽窃，罗列肖洛霍夫的小说和周立波小说之间大量雷同之处。这种批评并不准确：移植国外形式与经验并将其融入本土语境，恰恰是推动形成泛社会主义新文学行动背后的逻辑。这一新文学超越国界，吸引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读者。丁玲和周立波的努力得到了回馈：至1950年代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至少有九种语言的译本，而周立波的小说则被译为东欧和东亚各国的八种语言。当丁玲在莫斯科领奖时，主办单位告知她的小说在苏联已销售五十余万册，或许超过当时中国境内的销量。获奖更加巩固了她的跨国作家地位。中国小说畅销苏联，苏联小说同样风行中国。整个1950年代，中国各出版社推出了数量庞大的苏联文学译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死后所谓“解冻”时代的新苏联小说、苏联探险小说、科幻小说以及儿童文学，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读者爱不释手。1955年的一份书目罗列了超过1500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五年间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总印刷数多达一百万册。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 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在中国历久弥新。中国读者对这部小说长久持续的喜爱远超俄罗斯读者。没有其他苏联小说能如此紧紧抓住中国读者的想像力。它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创作的最佳样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颂英雄主义，并将战争时代的冒险经历与精心设计的爱情故事合而为一，中国读者趋之若鹜。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Pavel Korchagin，中文译本称为保尔）生长在乌克兰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被退学后，他先在哥哥工作的机车厂、接着至一家发电厂当学徒。十月革命后，保尔参加了红军的骑兵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奉行干涉主义政策的外国军队作战，最终布尔什维克一方凯旋而归。保尔付出惨痛代价，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牺牲是模范战士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政党的必经之路。然而，更多试炼接踵而至。保尔退伍后担任共青团委书记，全心全意在生产前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小说第二部分中，保尔与浪费、腐败、蓄意破坏和官僚主义展开了斗争。他为确保城市拥有足够柴火御寒而领导工作，但也因为过度操劳而感染肺炎。保尔多种疾病缠身，在克里米亚疗养院静养时，一度兴起自杀念头。他最终没有选择轻生，反倒创作了一本自传体小说，从而投身另一条新的战线。他断言没有人在革命斗争中一无是处，深信人人都能够为伟大的目标付出生命。毫不掩饰地赞美革命，极力宣扬英雄主义与意识形态纯洁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而对共产主义推动者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小说如其名，以鲜明的事例呈现了革命英雄的锻造：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蜕变为一名对意识形态具有成熟意识的老练战士。然而，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读者，与保尔在许多其他方面亦有连结。小说第一部分战争年代里的插曲，描写保尔在马背上与罪恶斗争，并为受苦难和压迫的人民展开复仇。这些段落言辞优美外，更采用了传统冒险故事和民国时期流行的武侠小说中惯有的说教口吻。保尔的浪漫爱情故事，与中国多种体裁也有呼应，从五四叙事里的“革命+恋爱”，到感伤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道德清教主义时期，许多中国读者为小说所吸引，正因其热烈的情爱所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欲望话语，当然根植于小说更大的意识形态框架。保尔深爱着共青团的干部同事丽塔，但不愿意因私情而怠工。若干年后两人重逢，丽塔已婚并育有一女。然而，最吸引中国读者的（尽管他们几十年后才愿意承认）是保尔的初恋情人冬妮娅（Tonia Toumanova）。冬妮娅是一位地方官的女儿。这个来自小资产家庭的女孩拥有所有中产阶级女性的特质。两人分手缘于冬妮娅要求保尔放弃革命事业。保尔告别冬妮娅参加红军前，两人激情的拥吻——是中国社会主义小说绝无可能出现的——大大提升了小说的魅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年开始连载，苏联单行本出版于1936年。小说英文版The Making of a Hero（《英雄之路》）由布朗（Alec Brown，1900-1962）翻译，于1937年出版。中文译者梅益（1913-2003）乃依布朗译本，1950年代早期再参照俄文原本仔细修订。1990年代其他中文译本发行，但梅译本流畅生动的语言，一直是中国读者的最爱，印行至今。梅译本最初于1942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经在各个共产党根据地发行过数个版本。1949年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成为中国最畅销的苏联作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销售了上百万册。1942年，小说由顿斯阔依（Mark Donskoy，1901-1981）执导改编成电影。电影的流传更加深读者对小说的喜爱。为年轻读者与识字教材而发行的大众刪节版，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部作品。与1950年代流行中国的其他苏联小说不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大受欢迎。199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前往乌克兰，以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为底本，拍摄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许多当地人难以置信，他们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已失去兴趣。电视剧可想而知在中国大获成功，保尔、冬妮娅和丽塔的名字至今仍家喻户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发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不计其数的中国作家，不仅提示他们战争主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的小说该怎么写，更提供英雄成长的公式，让中国作家积极模仿。保尔的成长，逐步驯服的青春热情，乃至他如何成为一位意识形态鲜明的战士，这些都重现在一系列英雄人物身上，比如杜鹏程（1921-1991）小说《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杨沫（1914-1995）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等。然而，苏联翻译小说是在更广泛的文学层面上成为中国作家的缪斯。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开篇中的机车厂和发电厂，不仅是工业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也成为中国工业小说先驱草明（1913-2002）前两部小说的背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则借鉴了苏联作家所描绘的军旅生活和战场上的运筹帷幄。新的环境和象征需要新的美学。从机车的呼啸、柴油机的轰鸣，到机关枪的连击声，苏联和中国虚构作品里的英雄争先恐后为祖国、为革命拋头颅洒热血。并不是只有中国作家利用这种新的文学语言，包括情节结构、英雄崇拜、象征主义和美学。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被译成东亚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语言，和中国两部获得斯大林奖的译作《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起获得广大读者青睐。其他来自东欧、坚持同样的叙事类型、人物描写和诗学的获奖作品也有中文译本。这些作品交相辉映，彰显了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的文化。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业，读者和作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发展大业的一部分。1950年代的中国，已然成为某种新的世界文学的一员。傅朗（Nicolai Volland）撰，唐海东译1962-1963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通报》上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问题展开论战。之所以让我写这篇文章，我想大概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里，只有我一人可以自豪地宣称：在西方建立这个学科的两位先行者—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oaek，1906-1980）和夏志清教授（1921-2013）都是我的导师。本文旨在评价他们为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留下的学术遗产，也是我个人对他们研究成果的致敬。我有幸曾编辑了普实克先生的论文合集，其中也收录他与夏志清关于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确方法”的著名论战。这本论文集最后依普实克先生的意愿，以《抒情与史诗》（1980）为题出版。两篇评论文章，普实克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的评论和夏志清的反驳，被认为奠定了该领域方法论的基石。为了梳理这两位学术巨匠的学术遗产，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当时的具体语境。首先，我想分享一些个人关于普实克教授的回忆。初次见到他是1967年，他到哈佛担任访问教授。那时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生，但对文学充满兴趣，所以选修了他的两门课。我仍然记得，第一堂课他就介绍了自己的著作《现代中国文学研究》（1964）。他为这本书写了极长的序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研究。在这篇序言里，他就中国“现代民主文学”的革命本质展开宏大论述，讨论它与“旧文学”的关系，介绍了新作家以及这一新兴文学形式的特色—比如从根本上倾向现实主义。说句大不敬的话，初时我是颇不以为意的。因为普实克的论述似乎只是追随当时中国学者所作的标准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基本轮廓，只有少数几个观点颇有新意。比如他高度推崇鲁迅（1891-1936）散文诗集《野草》，这显然与他对传统白话文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需要注意的是，普实克教授的课程唯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英文著作就是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夏先生当时的预设读者显然是对中国文学不熟悉的美国读者，所以书中有大量重要文本的翻译。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本书明显带有浸淫在英美新批评传统中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印记。毕竟夏先生的母校耶鲁是广为人知的新批评方法论重镇。所以尽管夏先生采取了文学史的形式，却仍然展露出他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的训练。读者甚至可以察觉书中的历史论述与对不同作家的作品分析间存在的某种差异。作者的政治偏见明显反映在前者中，后者则不明显。他以批评家的敏锐眼光重新发现了张爱玲（1920-1995）作品极高的艺术价值，称她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好的作家。他慧眼所识的还有钱锺书（1910-1998）、师陀（1910-1988）、沈从文（1920-1988）等作家。半个世纪以后，张爱玲热度不减，已然成为传奇。夏先生在这一本书中对她的称颂已经足以确保她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不管读者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书中真正闪耀的却是作者比较文学眼光带来的批评洞见，这甚至弥补了他略显敷衍的文史背景梳理。而普实克恰恰认为后者才是理解现代中国文学至关重要的一环。二人的治学方法大相径庭，注定要展开一场激烈的学术交锋。普实克来到哈佛授课时，声望极高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甫于1962年刊出了他的长篇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翌年，夏志清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中予以反驳。课堂上，他并未提及与夏先生的论战，但学生都私下讨论，有些人则勇于选边站。但我却发现自己对两方观点都有所认同。我非常荣幸可以同时向普实克和夏志清（通过他的兄长夏济安）学习（虽然直接师从的是夏济安先生）。值得一提的是，双方的学术交锋固然激烈，但会面之时依然十分友好。二者研究方法的根本性差异显而易见。普实克在文章中批评夏志清的政治偏见，认为他未能把握“客观真理”，而这正是每一个“学者”或“科学家”应该通过“科学的努力”追求的。在〈方法的对比〉一节，他通过细致分析鲁迅小说反驳夏志清的观点，并征引欧洲，包括俄国学者关于鲁迅的研究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文末，他甚至比较了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的观点，认为夏济安对鲁迅的评判更为公允：“我觉得（鲁迅）早期的短篇小说和杂文最好地道出了中国在那个痛苦的转折时期的道德良心。”以夏志清敬爱的兄长的观点来针对他，已是沉重一击。普实克还进一步引用夏济安的文章证明自己观点中的道德真理：嘲笑左翼作家们的天真妄想和对社会现实缺乏观察的歪曲现在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看多了一成不变的浮夸的作品，我已经心生厌倦了，我有时甚至怀念优秀的左派作品中那种刚硬、粗粝、热切关注社会正义的感觉。夏济安所谓“浮夸”的作品是指1950年代台湾政府资助或许可的充满陈腔滥调的政治文学。它们与1930年代的张天翼（1868-1936）、吴组缃（1908-1994）等左翼作家棱角分明的现实主义作品形成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差。虽然无法考证，后来夏志清创造了一个生动的词组来描述这种文学杰作—虽然他对它们所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厌恶的—他称呼它们为“底层死硬派”人文主义 （“hardcore， rock-bottom” humanism）（这一说法只出现在谈话中，并未见于书面）。事实上，他对这些作品表露出勉为其难的敬意（他后来将萧红〔1911-1942〕、端木蕻良〔1912—1996〕加入前述优秀作家之列），正是因为这充斥着痛苦和贫穷的残酷世界对今时今日城市中产阶级读者的感官体验是如此陌生，如此隔膜。在著名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平装本《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他发展出更为复杂幽微的论点：现代中国小说的这一特征——对本国人民苦难的执着思虑——感时忧国是一把双刃剑，倾向于切断与外国文学比较的可能而使其失之偏狭。夏志清1963《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的反驳十分精准，直接瞄准对手的“科学”方法论。对夏志清而言，普实克的研究方法即是新批评学派所批判的“意图性的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的典型：这是一种将作者意图与文本中所展露的倾向混为一谈的谬误。对此他提出：“一位作家的意图，不管它能否给作品以价值，都不能用作判断文学艺术成败的标准。”在夏志清看来，普实克“意图主义研究”的方法也无可避免有着他个人的偏见，即“文学不过是历史的婢女”（尤其是中国革命史）。以至于他全然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艺术特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普实克并未全然忽视作品的艺术价值，从他对鲁迅《野草》的褒扬便可见一斑。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普实克的进退两难其实源于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无论是高雅的诗词歌赋或通俗话本小说的高度欣赏。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既然“抒情”元素仅可见于精英文学，那么就不可避免与同时代欧洲文学中的抒情元素作比较。这个观点普实克仅在文末提及，并未深入，但是难得地让读者一窥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设想。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像夏志清一样继续探究这个议题。比较文学学者或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拉尔夫·弗里德曼（Ralph Freedman， 1920-）的著作《抒情小说》（The Lyrical Novel）（1963）中找到此观点的回响。此书出版时间与普、夏辩论时间接近，以三位欧洲现代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为例讨论类似问题。弗里德曼将抒情小说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文学。它以诗歌技巧介入古旧的现实主义世界，从而以充满诗意的情绪和意象替换原有的叙事架构。这似乎是对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二元辩证更为精辟的总结：如果前者着眼于作者主观感受以及心绪、颜色和意象的艺术化表达，那么后者就是对人生和社会的客观全景式描绘。普实克认为郁达夫（1896-1945）和鲁迅是这个新抒情传统的代表人物，而茅盾（1896-1981）的小说则是现代“史诗”的典范。当然普实克也规避文体的形式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规避了最早由卢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1）提出的问题：带有新兴时间概念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是否能够包容史诗形式？如果说夏志清的学养来自于英美新批评学派，那么普实克的理论训练又从何而来？我认为其实就是他的家乡布拉格。在哈佛讲堂，他不只一次提及“布拉格学派”的核心理念：以文学语言打造的小说世界其实存在着结构上的连续性。其实从布拉格学派的语言结构主义（linguistic structuralism）到美国的新批评派不难梳理出一条线索。这个偶然使得普实克与夏志清成为同一理论寝榻上的“同床异梦人”（strange bedfellows）。普实克选择不直接使用布拉格学派的方法。直到1970年代他的学生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 1932-2012）将此方法的运用成果数次在北美学术会议上大力推广。至于他画下草图的“史诗”与“抒情”架构，则由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继任人王德威发扬光大，发展为更精致也更具活力的理论框架：如果史诗更适合革命年代，那么处在史诗年代、革命漩涡中的抒情意义为何？这也是王德威在演讲和著述中一直追问的，他称其为“有情的历史”。半个世纪后重看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论辩，我更加同意普实克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学生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的观点。这场论辩没有胜负，它只是激励了年轻一代的学者继续辛勤耕耘，寻找更新更好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位学界泰斗。他们已在学术史上永垂不朽，希望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